这四种反腐对策和途径，各有所用，各有所长，一个也不能少。
这些法律规范虽然与行政行为有关，但不直接涉及行政主体的行为程序，故不应纳入行政程序法典的调整和编纂范围。《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共设5章35条，其中有关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程序的规定主要集中在第二章征收决定和第三章补偿的规定中，共22个条文。
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第三卷中，坚持以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指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一文指出，要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大幅减少行政审批事项，非行政许可审批彻底终结，建立政府权力清单、负面清单、责任清单，规范行政权力，推动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马基雅弗利则把这种权术之治推向极至，他说，那些曾经建立丰功伟绩的君主们却不重视守信，而是懂得怎样运用诡计，使人们晕头转向，并且终于把那些一本信义的人们征服了。编纂我国行政程序法典的基本路径 目前，我国行政法学界和实务界关于行政法法典化的基本路径有各种不同的主张，例如，有学者提出分三步走的方案：先制定行政法总则，再完成行政法各分则，最后形成行政法典（包括行政实体法和行政程序法）。本章规定行政处理行为的一般性规则，如行政处理行为的效力（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执行力）、行政处理的生效要件、行政处理行为的撤销、废止与无效等。如果我们制定和编纂了行政程序法典，就将为行政行为所确立的电子政务制度、信息公开制度、政务公开制度、个人信息保护制度、行政调查与证据制度、说明理由与听取陈述申辩制度、听证制度等确立、创设和提供这样的规则、平台和保障。
第四章行政调查与行政证据制度 目前我国尚未制定有关行政调查与行政证据制度的统一法律、法规，但各种单行法律、法规中有不少有关行政调查与行政证据制度的零散规定。而且，统治者不要向老百姓公布法律，公布法律就会损害统治者的权威和尊严：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30]因此，1988年修宪时之所以改过去的决议式修宪为宪法修正案技术，正是看中了这一修宪方式的稳定功能。
接续方案最终获得众议院三分之二多数的支持，其主要原因恐怕并不是仅仅因为这种修宪方式能够保持宪法原文不变，而更深层次的理由是这种修宪方式能够更好地适应上述修宪需求，最大限度地避免宪法秩序的动荡。坚持宪法修正案技术，本质上就是要坚持1982年我国宪法的主体地位，因而依据这种修改方式进行修宪活动，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的调整和优化，都不能动作过大、增删过多条款。在他看来，宪法修正案则一经提出即形成一项新的议案，可作为单独议案提出，因而亦无需与任何其他问题联系，讨价还价。与宪法修正案技术的这一实质性限制相适应，全国人大常委会最终决定将法工委所提七处修宪建议中两处必须修改的内容，列入宪法修正草案的议案之中，使这次修改只限于现实已突破法律而必须修改的部分。
相反，如果采用独立条款式的宪法修正案，那么修宪工作肯定会简化很多。如果把宪法看作一份契约，那么存在两种宪法文本也并非不可接受，两者之间严格的对应性不会导致内容上的偏差，即使发生冲突也有清晰的解决规则——宪法原文和宪法修正案的组合文本作为正式文本，显然优于宪法修正文本的内容。
在必要人数的共同意志下即可定案。其一，对于修正文本的正当性来说，因为我国宪法修正案技术具有明确的指向性和唯一性，所以根据公布的宪法修正案就直接能够输出相应的宪法修正文本，而未必需要额外的法律授权。然而，若单纯以这场争论作为理解和界定宪法修正案的依据，则未免有过于武断和偏狭之嫌。[57]同前注[4]，孔德王文。
[65]宪法修正案发挥作用必须依赖宪法解释，当初美国国会通过以宪法修正案方式修改宪法的决议后，麦迪逊就写信给杰弗逊指出，这种模式将使司法权在整个国家政治中变得日益重要。保持修宪工作的适度繁复性，不失为一项避免修宪者一时兴起而进行修宪的有效措施，它有助于修宪者对修宪内容做反复的推敲和审议，从而保证整个修宪过程是深思熟虑的。争论的一方是首次修宪的主要倡议人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他建议的修宪方式是将修宪内容直接植入宪法原文（以下简称：植入方案）。相比而言，我国宪法修正案所采取的修正式表述方式则有使修宪工作更为繁复和艰巨的可能。
注释: [1]刘政：《我国现行宪法修改的原则、方式和程序——1988年、1993年和1999年三次修宪回顾》，载《中国人大》2002年第21期。摘要: 1988年以来，我国的修宪方式一直被称为宪法修正案技术，却常被质疑为名不副实。
其二，对于宪法文本不统一的问题，则未必有想象的那么严重。因此，要准确把握这场争论对于宪法修正案技术创立的真正意义，仍有待于从更广泛的历史背景中去探究。
[25]美国宪法草案从形成之日起就受到质疑和批评，以乔治·梅森（George Mason）为代表的多名制宪会议代表对于美国宪法草案的许多方面持有异议甚至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一方面，我国的宪法修正案尽管按先后顺序排列在宪法原文之后发生效力，但在宪法修正案通过之后，宪法原文事实上已发生变更。由于这种方式所修改的对象是一部逻辑严谨、结构匀称的规范体系，修宪时不仅要考虑修宪内容如何遣词造句、保证清晰明确，而且要兼顾其与原有条款之间的协调统一，以免在逻辑结构上发生不必要的冲突和抵触。[2]胡锦光：《我国宪法修正案的技术性与规范性评析》，载《法商研究》1999年第6期。要么规范宪法修正案的内容设计，使之符合宪法修正案之名。早在1999年，就有学者指出：我国已经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既像是以‘宪法修正案的方式修改宪法，因为宪法修正案依附于原有宪法文本之后，并按照通过的年代依次排列，又不像是以‘宪法修正案的方式修改宪法，因为宪法修正案没有独立适用的作为宪法规范的价值。
争论的另一方则以众议员罗杰·谢尔曼（Roger Sherman）为代表，他们主张，宪法的修改不能更改宪法原文，而应当在保持宪法原文不变的前提下，将修改内容附加在宪法原文之后发生效力（以下简称：接续方案）。参见黄京平、彭辅顺：《刑法修正案的若干思考》，载《政法论丛》2004年第3期。
刑法修正案是在不改变刑法典总条文数的前提下对刑法典进行修正，因而形式上与刑法典中被修改的有关条款是同一的，即虽然刑法修正案对刑法典的有关内容进行了修改，以修正案内容代替刑法典被修改的有关内容，但形式上刑法典被修改的有关条款依然保留并且适用。参见邹奕：《徘徊于我国宪法的两个文本之间——对宪法文本正当性和实用性的检视》，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55]有学者指出，刑法修正案内容并不独立于刑法典而存在，发布后就属于刑法典被修正部分的内容，成为刑法典的一部分，取得与刑法典一样的效力。[43]美国宪法修正案第13条规定，在合众国境内受合众国管辖的任何地方，奴隶制和强制劳役不得存在，但作为对于依法判罪的人的惩罚除外。
[52]这些阐述都从不同程度上表明，宪法修正案技术在修宪内容的实质性限制上具有重要意义，是贯彻落实以非改不可才改和可改可不改的不改为内容的绝对必需原则的独特载体。经修改后的全文即现行宪法，这是一个完整的宪法。参见前注[17]，王汉斌书，第141页。[42]同前注[35]，韩大元、屠振宇文。
[27]例如，早在宪法修正案技术被采用之前，就有学者撰文指出，这种修宪方式对于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和稳定，健全和加强法制，保证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应当说是有益的和可行的。[67]为规范、统一裁判文书中所引用的修正前后刑法条文的表述，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在裁判文书中如何表述修正前后刑法条文的批复》（法释[2012]7号）明确规定：有关刑法条文在1997年10月1日后未经修正，或者经过修正，但引用的是现行有效条文，表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条。
又有学者指出：在我国目前的国情下，以‘决议方式修改宪法更为理想。[32]孔德王：《论作为法律修改方式的法律修正案》，载《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61]同前注[35]，韩大元、屠振宇文。与此相对应，宪法修改方式，继续沿用1988年的修正案方式。
多年的修宪实践证明，我国的宪法修正案技术是维护宪法稳定的重要手段，其对修宪内容在实质意义、结构形式以及效力范围上形成了明确的规范意义，正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体现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修宪方式。一方面，宪法秩序的稳定并不是完全静止的形式稳定，相反它要求宪法能够适应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而适时、适当地做出改变。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参见前注[35]，韩大元、屠振宇文。
由于存在两个宪法文本，援引上的混乱和困难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借助明确的援引规则，这种混乱和困难又是完全可以避免的。[64]也就是说，美国宪法修正案由于过度依赖宪法解释, [65]其效力实际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既可以被扩大解释而产生修宪者意料之外的修改，也可能被限缩解释而导致修宪目的的部分落空。
如有教材将宪法修正案技术明确定义为：在不触动宪法原文的情况下，把按照特定程序通过的修正内容按前后顺序分条附于原文之后。[19]大会秘书处据此印刷了一个标准文本，并由常委会领导批给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依此公开出版标准文本。
[36]另一方面，如果过分强调这种适应性，频繁修改宪法，那么也将因为难以建立起人民对未来的稳定预期而有损于宪法秩序的稳定。一方面，到底如何理解宪法修正案技术，仍有待进一步阐明。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